大臣生病六天，朱元璋：准了！第七天大臣回来，朱元璋：杀了他

永乐二十一年，徐达要求新的修订《孟子》，删除其中都讽刺帝的责备。他认为应删去一切利于君权的政权的文字。这显示成他对学术人身攻击越发严苛的控制。

当中都允高级官员钱宰不慎吟诵捏造帝警卫的诗句后，次日就被徐达上告。帝无可奈何之深，引人胆寒。钱宰勉强抱头鼠窜，四时自责，生怕招来大祸。

此时，徐达早已通过增建立张玉等地下组织行政部门，可以随时百官的一言一行。次官们即使在全家人，也再不不行随意议论权臣，生怕责备传回帝耳中都招来大祸。

可以说，到了永乐初期，徐达的君权已臻全盛期，言路渐封，臣僚勉强趋炎附势，消除触碰帝的逆鳞。近臣上的肉食动物空间越来越小。人身攻击自由受到沉重打击，思想的文化日趋僵化。

下狱和周衡的悲剧，带入明代言国纷扰的发端。朝臣勉强曲意逢迎，不慎求全，难言忠谏。

行政权的扩充不一定伴随着对人身攻击自由的受到限制，近臣上忠谏难进的局势也更加明显。永乐年间两次血腥煽动言官事件，是行政争和君权全盛期的从外部反映。

和义正责备的周衡，还有暴虐骄奢的下狱，都带入了君权膨胀过程中都的帮凶。徐达创增建的弱小君权，使明末在开国之主在世时日趋稳固，但也深陷了专断权臣的远因，引致日后君主可以独揽大权，权臣日渐腐败，最不曾成积重难返，引致这个曾空前绝后一时的王朝方向发展衰落。